Offer季即将来临，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疫情打击下，2020年国外大学收到的申请数量不减反增，北美Top30名校的录取率整体上调，计划前往英国的留学生总体数量亦比2019年更多。留学市场日趋膨胀，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否拥有海外背景的人士，都希望进入这个市场分一杯羹。

作为一个三年经验的国际教育行业从业人员，我当初仅凭“兴趣”和“留学背景”一腔热情，到如今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市场上良莠不齐的资讯、竞争、客户甚至是顾问的收入，看着日趋疯狂的世界，现在走到了一个对自己“灵魂拷问”的关口：这个行业的意义在哪里？

Tony是我入行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跟进的学生，也是我们公司跟进了6年的学生，可以说我和Tony在共同成长，那么他的故事，或许能给到一些启发。

Tony在广州长大，父母来自江西，在广州做生意。在跟Tony的交往中，无论是作为留学生，还是作为留学顾问，我都产生了许多共鸣，或许是因为Tony就是许多留学生的一个缩影——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他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一飞冲天”的“爽文”，却能从中看到很多人的影子，有我，也有你。最近我与Tony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一次对Tony这六年留学经历的复盘，本文以最原汁原味的问答形式呈现出来。

Tony：当时我在广州番禺的一所普通学校的普通班，成绩在全级排中下水平。因为我从四五年级就开始沉迷电脑游戏，到初中时已经严重影响学习甚至日常生活，我家里是做生意的，父母的工作本身就非常忙，再加上我也不是独生子，所以管我管得并不多；而临近中考时，父母意识到我中考成绩不足以考上好的高中，所以就选择了送我出国。我爸爸认识AQG的顾问Arthur，他分析了我的学习情况、性格等因素，给我爸爸推荐了加拿大的一所学校。

Tony（左一）和AQG顾问Arthur（右二）、Wendy（右一）

Tony：我9年级到11年级在Pemberton中学。Pemberton是加拿大BC省海天公路沿途的一个小镇，居民只有2500人，镇上只有2条主要公路。Pemberton距离温哥华约一个小时车程；其实中国人基本上不会认识这个小镇，即使是在温哥华居住的华人，也只知道海天公路（被誉为加拿大最美的公路）。

海天公路

 Tony：其实我是想去温哥华的，因为温哥华是大城市，生活更方便，玩的比较多。

但是Arthur给我爸解释了为什么送我去Pemberton：

1. 小镇白人为主，温哥华华裔人口接近20%，另外还有各种亚裔；小镇的语言环境能让我更快地得到提升。

2. 温哥华充满诱惑，而我正值青春期，去温哥华的话不一定能抵抗得住。而在Pemberton，除了诱惑更少以外，更重要的是AQG与海天教育局的合作在董事局层面，我在Pemberton中学，能得到局长、校长、国际部老师、学校各科老师从上至下的特别关注。这种级别的监管让我父母更放心。

海天教育局局长Lisa McCullough（左二）、原海天教育局助理局长、现温哥华教育局助理局长Jody Langlois（左一）与AQG顾问Arthur（右一）、Wendy（右二）

AQG顾问Arthur（右一）与前海天教育局国际部负责人、现落基山国际教育项目负责人Amy Shoup（左一）；前落基山国际教育项目负责人、现珀塞尔国际教育总裁Duncan MacLeod（右二）；落基山国际教育项目南区负责人Ulli Murtagh（左二）讨论Tony学业及生活支持

Tony：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体验并不好。我在国内原本成绩就不好，英语也就只会简单的“how are you”这样的句型。因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那段时间一直浑浑噩噩——上课走神，下课回家仍然打游戏（反正也看不懂作业）。而且Pemberton拥有数量不少的加拿大原住民，他们让我觉得难以接近、在这里不受欢迎。

后来有两件事情让我发生了改变。

第一件事是我在学校交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父母是爱尔兰人，新移民到加拿大，但因为父母工作调派，曾在新加坡上过几年学。他第一次看到我，就主动跑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随后就用磕磕巴巴的中文跟我聊了几句。他对中文很感兴趣，请求我教他中文，于是我们一来二去地就熟悉了。我教他中文时，因为他中文其实比我英语更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通过肢体语言和英文表达意思。他是全方位优秀的学生——成绩好，体育好，性格外向；跟他在一起玩，除了练英语，他的学习习惯和爱好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看到好看的书会介绍给我，他喜欢打篮球，所以也常常拉着我一起去运动。他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好朋友，直至今天我仍然万分感激他把我从游戏里拉了出来，把我的灵魂带进加拿大学校。

Pemberton中学全校一起为Tony庆祝生日

第二件事是我意外地发现学校的里的老师同学们都对我非常友好。我在中国时常常被人视作“差生”，而在我的理解里，这些不是一个“差生”应有的待遇，在Pemberton中学我简直就像“大熊猫”。举个例子，在我生日的时候，全校一起帮我庆祝生日，无论老师同学，每一个人都戴上了生日帽，走廊上每一个走过我身边的人都祝贺我；学校还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让我和班级的同学一起分享。

在这两件事过后，我逐渐对自己重拾信心，开始真正努力且敞开心扉地去融入加拿大的学习和生活。

Tony与原海天教育局校长Jody Nelson，现Jody在UBC Okanagan校区完成她的PHD学位，任UBC助理教授

Tony：我在Pemberton换个三个不同的寄宿家庭。这些寄宿家庭除了我以外，也接待其他国家的学生；我曾经和来自西班牙、挪威、墨西哥的同学做过室友。

头两个寄宿家庭，采用的是一种“放养”的方式：他们总是鼓励我和室友外出，去体验加拿大的户外活动。Pemberton小镇隔壁就是Whistler，加拿大2010年冬奥运动会的举办地，所以我们可以去比赛级别的Blackcomb滑雪场滑雪。寄宿家庭很大方地把他们的滑雪装备借给我们用，而我们Pemberton的学生可以享受Blackcomb的福利折扣，季票只要三百。我觉得挺幸运的，其他学生如果想像我们这样每周都去Blackcomb这样的滑雪场滑雪，装备加门票，每年少说也要两三千加币。

Whistler Blackcomb滑雪场

第三个寄宿家庭对我和室友则表现出来“溺爱”。他们日常除了照顾我们饮食起居外，还安排了很多亲子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那一年暑假，他们一家三口加上我和室友，五个人一起从BC省开车去加利福尼亚的迪士尼度假村。我们在度假村里住了三天，当时三个孩子都玩疯了。

这个家庭其实并不富裕，正是这样我才认为他们对我们是“溺爱”。他们无论给自己孩子买什么，我和室友也能各自得到同样的一份；像是去迪士尼乐园那次，光酒店每晚都得四五百美金，他们却毫不吝啬。他们家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当时只有10岁的孩子，父母就是普通的打工者，孩子是一个小童星，课余时间在《绿箭侠》电视剧中饰演William。

我非常感激，可以遇到这样的寄宿家庭；在Pemberton时我爸曾经来探望我，也是对我的寄宿家庭赞不绝口。

海天教育局老师Brianne Aldcroft邀请Tony及住宿家庭孩子圣诞聚餐（西班牙留学生Ernesto, Tony, 住宿家庭女儿Maria,  教育局老师的儿子Evan）

Tony：我上文提到的那个我在Pemberton的第一个朋友，他因为成绩优秀，考试进入了温哥华的一所顶级私校，一下子又勾起了我对大城市的向往。Pemberton实在是很小，其实不光是城市小，学校里的课程选择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想转学去温哥华。

当时我跟我爸妈商量了去温哥华的想法，他们同意了，甚至已经给我找到了一所私校；当然，那所私校只是普通学校，跟我朋友的那所有一定差距。

但是AQG的顾问Arthur知道消息后，又再次找到了我爸。12年级正是申请大学的紧要关头，从Pemberton的课程选择不足以满足我的学习需求这个角度出发，他帮我找了一所位于BC省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项目、拥有BC省冠军机器人团队的学校，也就是Cranbrook的Mount Baker中学。同时AQG还帮我安排了他们在加拿大的姐妹公司PIE的学术部顾问、教育学博士Tom来指引我进行大学申请。

Tony与PIE的学术部顾问、教育学博士Tom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Cranbrook虽然也不是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但城市规模已经是Pemberton的好几倍，而且位于加拿大几大国家公园的中心，是个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因此在抵达Cranbrook后，我也很快地喜欢上了这里。

Tony：在Mount Baker中学时间其实挺短的，只有两件事是我能第一时间想起来值得分享。

Mount Baker虽然也是白人社区，但是因为国际项目历史悠久，国际学生比Pemberton多得多。当地也有华人学生，是由当地教育局在台湾和其他地方招募回来的，我在Mount Baker就结识了3个华人朋友。以前在Pemberton时，那年我爸去探望我，他带我去和西温的新移民朋友那玩了三天，享受了温哥华的无数美食，那个朋友知道我在Pemberton最好的朋友是白人时，说让我好好珍惜这段友谊，因为交白人朋友并不容易，我当时并没有明白他为什么说“并不容易”，加拿大不是到处都有白人吗？在Mount Baker，我和3个华人同学有时会扎堆，用中文交流，每每这个时候，我发现其他同学就会对我们敬而远之。我开始明白，自己一直以来是在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下，才能克服文化隔阂，适应加拿大白人生活圈子。

每月落基山教育局国际部或者学校都会组织国际生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第二件事是我在Cranbrook做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BC省要求高中生最少完成40个小时的社会工作实际才能得到毕业证书，我某天路过一家二手商店看到招聘启事，投了简历。很快，商店的人联系我面试；简单的交谈过后，给我安排了二手物品整理的岗位。我的工作职责并不复杂，而让我有所感悟的，是店里的顾客。我们的二手商品都是当地居民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我们进行简单的分类和修整后就会以低价卖出。在这家店工作之前，我认为二手店是穷人的专利，但后来我发现很多本地的中产甚至富裕家庭都会来这里“淘宝”。我带着疑惑询问了我的主管，主管告诉我，在这个社区，二手商品甚至比一手商品更受欢迎，因为一来这些产品的性价比很高，同等质量的东西，只是稍有折旧，价格要低得多，二来，更重要的是，本地每个孩子从小都会进行慈善赤脚徒步，在慈善筹款的同时体会非洲儿童没有鞋子穿的感受，所以社区内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养成了珍惜物资、从不铺张浪费的习惯。

白人社区中原汁原味的加拿大生活

Tony：12年级时，在Tom博士及其他AQG顾问的指引下进行了大学申请。我拿到了一些普通大学及College的offer，但是没能成功上名校。

虽然我在加拿大已经很多年，但是我的英语只有口语能达到与本地人交流无障碍，在读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12年级的英语成绩刚刚过及格线；我其他科目的成绩，从9年级刚来加拿大时的“C”为主，到12年级已经大部分是“A”，所以我认为，英语成绩是我没能拿到加拿大排名前三的名校offer的一个主要原因。

落基山学院小班制授课

在选择哪个学校时，AQG的顾问再次给出了建议：我的英语底子较为薄弱，而且大学与中学的授课模式不一样，大学动辄300人的大课，我不一定能够适应这种一对一支持较少的学习模式，所以仍然保持小班制授课的college会比综合型大学更适合我。更重要的是，BC省拥有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转学分体系，公立学院（college）与UBC、SFU、维多利亚大学等公立大学/名校的学分是互相认可的，我在college中拿到好成绩，仍然有很大机会进入名校。

因此，我最终去了仍然是位于Cranbrook的落基山学院(College of the Rockies)，不仅仅因为我原本就熟悉这个社区，更是因为落基山学院的学生，在所有转学进入UBC的学生当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

我与Tony（右）在落基山学院(College of the Rockies)Cranbrook分校

Tony：大学跟中学确实是很不一样，大学更考验学生的自主性。学校的老师有office hour，也有volunteer tutor，但这些资源是需要我去主动咨询获取的，再也没有人跟在我屁股后面盯着我；我必须要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并主动向老师寻求帮助。在大二的时候遭遇了新冠疫情，全国的大学都改为网课模式，这就更考验每个学生的自觉性。

在college其实我也遭遇了挫折。我修读的是商科专业，有很多课程我在高中阶段是没有接触过的，导致大一有几个科目考试成绩只拿了C，那段时间有点慌张，也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读这个专业，也不知道自己考砸了能怎么补救。所幸AQG的顾问再次及时出现，处理了这个问题，正好跟进我的Ryan是多伦多大学金融系的毕业生，他给了我很多专业学习的建议，以及有时有些作业问题我不明白教授的讲解时，我也会拿去问Ryan；AQG甚至动用了高层的力量，帮我联系了学校的国际部负责人，帮我准备了一对一tutor辅导。

最终，在两年的college生涯里，我70%的课程拿到了A（有部分是重修后的成绩），30%的课程拿到了B；我也已经在今年递交了转学申请，再次冲击名校，目前我已经拿到了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offer。

Tony：其实我前段留学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迷茫，而且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大城市对我有一种诱惑，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想去温哥华。但是，同时我也很庆幸，在之前的三次抉择中，都选择了留在小镇，如果我之前去了温哥华，可能今天名校离我已经遥不可及吧；在温哥华我能获得的支持绝对比不上Cranbrook这样的社区。这些年其实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不那么成功的例子，即使是在Cranbrook，从Mount Baker中学升学到落基山学院的华人学生，我那一届一共有三个，但是如今我已经一只脚跨入大学的门口了，他们两个仍然在补读英语语言课程。我很庆幸我得到了不一样的支持，才能走到今天。

总的来说，我很感激父母给予我出国的机会，也很感激AQG每一次的安排及指引，如果我没有来加拿大，我99%上不了重点高中，遑论重点大学；而我现在最起码已经与维多利亚大学的offer在手，广州的中山大学正在多方面寻求与维多利亚大学的合作，所以，出国带给我的改变，是从一个排名倒数的番禺差生，到一个中山大学级别的留学生。

在听完Tony自述人生经历之后，我们公司的顾问、Tony父亲的好友Arthur针对Tony这六年的旅程，也给出了他的解读：

Arthur 与Tony爸爸吴总的关系可形容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图为两人在加拿大班夫温泉城堡酒店（Fairmont Banff Springs Hotel）

Arthur：Pemberton中学虽然地处小镇，但是人杰地灵——举办过冬奥会的Whistler滑雪场每年吸引着无数欧美名流（例如贝克汉姆，明年都来打卡），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原住民学生被UBC录取，1个半小时车程的惠斯勒中学（Whistler Secondary School）是UBC的BC省物理竞赛常胜冠军。UBC的offer说明了Pemberton老师的教学能力、对学生的关怀、耐心，尤其是照顾基础薄弱的学生，是大部分加拿大中学无法比拟的。

我在香港、加拿大、美国多年的工作经验体会到，如果原著民的学生在这公立教育局能80％毕业并有许多被UBC录取，那这里的教师一定非常耐心。而这里原住民（区别于美国，澳洲）在BC省拥有大量自然资源，Bill Gates家里所用木材均来源于Squamish，如果中国学生将来在BC省有志于从商能与原住民成为朋友，将来在BC省职业生涯会大有裨益：1. 学生在中学里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学会尊重与理解他人文化（即使原住民属于少数群体），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2. 学生在日后职业生涯中能得到先天优势；因为原住民掌握着BC省大量的自然资源，也有独立的政府体系；学生提前有意识地对原住民建立了解、联络，在加拿大的职业发展中能够如鱼得水。

海天教育局局长Lisa McCullough因原住民教育杰出贡献被提名2019年加拿大总督奖

Arthur：当Tony想转学到温哥华时，我们顾问搜索了那所中学——Pattison High School。这所学校并不是像St. George那样的顶级独立学校——如果Tony当时考上了St.George这个级别的学校，我们百分百赞成他转学进去。但是Pattison High School的资质并未达到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把Tony转到了Cranbrook的Mount Baker中学。

同时，因为我们公司在同一片区的Kimberley兴建学校、收购高尔夫球场，Tony在落基山发展，除了可以享受公立教育局的资源，我们还可以动用当地的教育及社会力量来帮助他。我们专门指派了加拿大教育顾问Tom为Tony进行定期的一对一跟进指引；Tom能给予Tony很多启发：Tom是一个备受人尊重的教育学博士，也是BC省3个公立教育局的顾问，以往向他咨询的群体是老师、教育局人员，现在却被公司派去做学生服务，可想而知他们的沟通既困难，也充满思想的火花；这一个顾问服务模式，也在国际教育行业里开创了先河。

Tony与爸爸在我们Purcell Golf 5洞球场上

Arthur：因为落基山学院的小班教学能让Tony得到更多的支持，尤其是语言方面。我跟他爸爸多次谈话中，爸爸给予了Tony以及我们团队很大的期望，希望Tony能考上UBC。实际上，男孩子的语言天赋相较于理科天赋会稍逊，而Tony恰恰属于这个类别；需要在语言学习方面得到更多指引。而在落基山学院，更高的“人均资源”可以为他这种“困难户”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在修读数学、经济学时，也会参与到与本地学生的小组讨论（而在大温地区的学校则可能会与华人扎堆）。

Arthur：如果Tony最终选择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是加拿大首个开授原住民法律课程的大学；而Tony目前所在的地区，历史上是加拿大三大原住民部落的属地，这些原住民拥有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即使是加拿大最大的能源类公司泰克资源，也对与原住民合作趋之若鹜。

Tony曾读过非常重视原住民发展的中学，如今再学习原住民法律，Tony将来对原住民历史渊源以及其本地产业发展的了解，在加拿大华人当中无出其右，再加以他的商人家庭背景，他将来的创业路就会事半功倍。这是一个十年以上的规划，也希望他在将来的创业路上珍惜这个其他中国学生难以企及的机会。

Ktunaxa原住民

在与Tony的交往当中，我看到了很多自己以及这么多认识的许多同伴的影子，尤其是这个年纪对学业、职业、人生的迷茫。Tony和我都是比较幸运的，得到过很多人的支持，逐渐在迷雾中找到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Tony拿到维多利亚大学的offer，也并未能称为留学生涯的胜利，只能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无论Tony后面收获了哪所大学的offer，进入了哪个名校，其实另一个阶段的挑战也会悄然而至。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在加拿大读商科，雇主最看重的其实不是学校排名，因为大家都在公立教育系统，教授的课程大同小异；雇主更看重的是学生在校的实践经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再次扮演Tony的领路人——我们的集团有高尔夫球场及餐厅，另外与加拿大最大的能源公司Teck、拥有度假村的原住民政府正在商谈合作，我们将会推荐Tony到企业实习，帮助他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结合；同时Tony将会在我们的指引下，修读维多利亚大学（如果他最终选择该校）的原住民法律学，成为加拿大华人当中绝无仅有的原住民专家，并最终学有所成，获得在加拿大安身立命的技能。

Tony作为我第一个全程跟进的学生，互相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我对他充满感激：正是看到他的变化，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即使我是一颗再小的石头，也会更努力地在一片平静的湖面上泛起涟漪。